11月17、18、19日，记者随北京博爱妇女发展慈善基金会和湖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工作人员走进特困服刑人员家中，为他们的父母和子女送去关爱与温暖。

　　“妈妈去哪儿了”

　　一夜火车从北京赶往湖南，长沙火车站的清晨细雨微朦。

　　在高速上行驶了4个多小时，到达永兴县时已过中午，服刑人员杨旭的家位于那里的大山深处。盘山道进村后，汽车无法再前行，泥泞的山间小路把我们带到了半山腰一处老旧的平房。门前的几根木头旁，放着一辆褪色的塑料玩具车。

　　去年，杨旭和丈夫因在广东打工期间贩毒入狱后，只得由60多岁的公公、婆婆拉扯着他们年幼的儿女艰难度日。记者眼前的这间屋子空荡荡的没什么家具，墙壁潮湿发霉。

　　听说有人来看望，老两口忙带着孙子宝宝迎了出来，门口的长凳上坐着他们两岁的孙女瑶瑶。两个孩子都有着一双大大的眼睛，颇为可爱，4岁的哥哥会在你看向他时扭过头去或者跑开，打着赤脚的妹妹则不时好奇地打量着周围。

　　“妈妈去哪儿了不知道，他们只和别人说爸爸出去打工了。”公公黄光孝说，他和老伴儿清楚儿子、儿媳犯了法，可关在哪里、判了多少年却并不知情。对他们而言，眼前最重要的是如何养大孙子、孙女，“如果有一天我们病倒了，这俩孩子可怎么办？”

　　相比同年龄的孩子，宝宝和瑶瑶的个子矮了不少，并不红润的脸色给人感觉缺乏营养。听奶奶说，孩子们穿着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街坊邻居送过来的。一对老人带着两个孩子，只靠种地维持生活，日子的艰苦不难想象。

　　播放杨在监狱的视频时，婆婆侯银香一度认不出儿媳，当看到那双和孙子、孙女一般无二，隔着铁栅栏看向远方的眼睛时，她抱紧手中的孩子激动地说：“看，那是妈妈，快喊妈妈！”

　　或许是年纪太小，又或是对妈妈没什么印象，瑶瑶盯着屏幕一声不吭，宝宝有些抗拒地低下头，小手摆弄着脖子上一副铁制的项圈。“妈妈”两个字，始终没有从他们的嘴里说出来，而只有在两个孩子相互玩闹的时候，记者才在他们脸上看到难得的笑容。

　　把3000元钱交到老两口手中，北京博爱妇女发展慈善基金会会长陈富刚百感交集，“父母犯罪，苦难也会跟着落到家人身上，最可怜的是无辜的孩子。”

　　由于杨旭和丈夫在未办理结婚手续的情况下生下了兄妹俩，户口问题一直是两位老人的一块心病。几年之后，等两个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因为没有户口，将没有学校愿意接收。宝宝和瑶瑶的处境，只是众多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一个缩影。

　　“别告诉孩子我的病”

　　在郴州市桂阳县，如果没有当地司法局工作人员的带领，几乎很难找到陈锡凤的租住地。

　　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在两边楼房的包围下更显狭小逼仄。屋顶铺着塑料布，风从本该是窗户的地方隔着方孔砖和铁丝网吹进来，让屋内燃烧蜂窝煤的味道更加呛人。

　　自从儿子2014年因抢劫罪被判入狱，早年丧偶的陈锡凤一直独自生活。胃癌的疼痛令她丧失了劳动能力，靠捡拾废品勉强维持。目前租住的小屋每个月房租100元，包括了水电费，即便这样也已拖欠了好几个月没交。

　　身为母亲，陈锡凤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儿子。可两年来，她不知儿子被关在哪里、甚至不清楚判了多少年刑期，唯一能做的就是苦苦地等待。

　　从视频中看到儿子的第一眼，陈锡凤的泪水夺眶而出，她倚靠在湖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副所长邹湘柳的身上哭得几近昏厥。大家忙着找药时，发现塑料袋里装的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三黄片。

　　“仔、仔……”用粗糙的手抚摸着电脑屏幕上儿子的身影，陈锡凤泣不成声，看到儿子在管教所中日常的改造和学习生活，她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仔长高了，也比以前胖了。是我这个当母亲的没把孩子教育好啊！”

　　“孩子表现得很好，他就是你的动力和希望。”同样身为母亲的周湘柳始终紧握着陈锡凤的手，用一分肯定给予她力量。

　　除了“博爱”的3000元救助款，桂阳县司法局也为陈锡凤捐助了2000元，并承诺会同有关部门协调，为她申请低保。

　　临行前，陈锡凤特别叮嘱管教所的工作人员，“别告诉孩子我的病，让他好好改造。”

　　善心让关爱不缺位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不应成为‘被遗忘的角落’。”陈富刚说，自“博爱”成立之初，便将帮助因过失犯罪的服刑人员视为一份责任，特别是那些因过失犯罪的女性，“资助她们的孩子就学，帮助她们的家庭度过困难，帮助她们进行心理辅导，使她们不对生活失去信心。”

　　资料显示，在我国，监狱服刑的在押犯中，三分之一有未成年子女。受“父债子偿”思想的影响，服刑人员入狱必然牵累家人，为他们今后的工作、生活带来种种负面影响。作为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心里存在强烈的自卑感，还不得不忍受着其他孩子异样的眼光，孤僻、自闭伴随着这群孩子里的大多数人。

　　“亲情的缺失，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弥补的。”这些年来，陈富刚走访的不少服刑人员家庭中，除去年龄尚小的，多数孩子性格内向，他们中有的拒绝和人对话，甚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陌生人的关心异常抗拒。每次在这些孩子面前，他都是小心谨慎，尽量不主动提起“监狱”之类的敏感词。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心理问题一直都特别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妥善的解决方法。”陈富刚表示，虽不可笼统地为服刑人员子女贴上心理不健康的标签，但服刑人员家庭由于家长一方或双方入狱，导致孩子由亲友、老一辈或是无人抚养，孩子养成不当的生活习惯、产生突出心理问题及犯罪倾向的可能性明显增大了。

　　在我国，目前尚没有一个法定专门机构负责对父母双方服刑或一方服刑、另一方有实际困难无法照顾孩子的服刑人员子女进行主动接管、全权负责，主要依靠地方尤其是监狱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在周湘柳看来，把对服刑人员的帮教工作延伸到狱外，帮扶服刑人员家庭解决生活中的困难，有助于让服刑人员的改造态度由被动变为主动。

　　如何切实帮助到服刑人员家庭及其子女，陈富刚仍在摸索。同时他也很清楚，再多的救助，也无法把这些家庭从贫困中彻底挽救出来，但“能帮一点是一点”。